，追随汪精卫的所谓“和平运动“，鞍前马后，出力不少。

　　尤其是1938年12月19日，陶希圣追随汪精卫从昆明飞往越南河内机场，铸成大错，在歧途上越走越远。汪精卫在河内发表“艳电“，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第三次声明，引起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愤怒声讨。

　　重庆当局随即将汪精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，后又派刺客潜入河内汪精卫住宅行刺，结果误杀曾仲敏。

　　事后，陶希圣在香港为《南华日报》撰写一篇题为《为河内暴乱事件质问重庆之执政者》的社论，声称“自抗战以来，汪先生仍本于一贯之精神与努力，求国家命脉之保存，求民族生机之持续，不断以维护国力为念虑“，“故在无可再战之今日，主和无罪“，继续为汪精卫的投降行径作辩护。

　　后来，尽管陶希圣对日本政府的劝降政策开始有所觉察，不赞同汪精卫以组织“新政府“来与日本谋和的做法，但出于他和汪氏多年的交情(早在1927年他在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任内就与汪精卫一派人士接近，成为具有汪系色彩的学者之一，后在主持由周佛海组织的“艺文研究会“期间，更是经常和汪精卫晤谈，引为知交)，在焦虑与彷徨中仍然从香港去了上海，参与汪日谈判。

　　此时，他已在汪逆的卖国投敌活动中陷得很深了，如果再朝前走一步，就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。

　　高宗武自幼赴日本留学，193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，因在《中央日报》发表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引起国民党高层蒋介石、汪精卫的注意，提拔为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，主持对日交涉事务。

　　后来高宗武奉派驻香港，主持对日情报联络工作。

　　高也是“低调俱乐部“的中心人员之一，赞成汪精卫的“对日和谈“主张。

　　1938年7月高宗武秘密抵达日本东京，本意或许是进行和平试探，实际上替汪精卫的“和平运动“跟日本人牵线搭桥。

　　同年11月20日，高宗武、梅思平在上海与日本军方签订《日华协议记录》，为汪精卫的卖国投敌活动充当了开路先锋。1939年5月高宗武还随同汪精卫、周佛海访日。以后，高也多次参与了汪日谈判活动。

　　高宗武、陶希圣虽然一时大节有亏，但毕竟不同于周佛海、陈公博之流，正如陶希圣自己所说的那样:“好比喝毒酒。我喝了一口，死了半截，发觉是毒酒，不喝了。汪喝了一口，发觉是毒酒，索性喝下去。“

　　在上海和日本人谈判过程中，高宗武、陶希圣逐步认识到所谓“求和“必将成为投降的事实，日本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，最终目的是宰割中国、灭亡中国。

　　他们见到日本方面提出的《日支新关系调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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