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，得出的结论是，同军绝对不少于三十万。

　　不然的话，徐泽绝不可能北伐成功，更不可能北压金国、南略大宋、西征夏人、东威高丽，立国后还四面同时扩张。

　　要知道，在此期间，大同只从大宋手中获得了部分资助，却又背上了比河北还要穷鄙的燕云十余州，居然还能活得这么滋润，连大宋送上门的岁币都不要。

　　有大同如此鲜明的对比，居然还有奸臣糊弄朕，说大宋的税重，真当朕是傻子么？

　　其实，赵佶很清楚大宋的问题出在哪里——人心散了。

　　年前，庆远军节度使、河东路宣抚使知隆德府事王安中向朝廷上了一道密奏，陈述了河东路的危急形势：

　　河东边境的烽燧形同虚设，敌国的商队、剧团甚至是斥候随意进入宋境而无人制止；

　　守边的禁军军卒偷偷以手中军械换取同军的宣传画报，据说持此物临阵投降可以优先接受敌人的整编；

　　河东路的百姓也自发联村结社，阻止官差下乡扰民；

　　朝廷的诏令难出隆德府，河东路宣抚使司政令也出不了各州府的治所县城……

　　王安中在密奏中建议朝廷要么断尾求生，果断撤出泥沼般的河东路；

　　要么以陕西诸路西军更戍河东路兵马，并铁腕肃清河东官场，重新在河东路建立稳固的防线。

　　其人献上的两条建议乍一看很像那么回事，其实都是瞎扯淡，一条都不靠谱。

　　大宋这个时候绝不能轻易放弃河东路，被同军赶跑都比主动放弃要好。

　　不然的话，淮南、陕西、京西、京畿等路就会跟着乱，首都开封府也不能再待了，必须马上迁都。

　　而更戍河东路与陕西诸路的兵马也是取祸之道，更别提肃清一路官场这种完全没有操作性的建议。

　　大宋开国时，为防止掌兵军将与地方勾结坐大成势，并逐步削夺各藩镇的兵权，太祖皇帝接受了宰相的建议，在禁军中实行更戍法。

　　其目的在于“尽削方镇兵权，只用文吏守土，及将天下营兵，纵横交互，移换屯驻，不使常在一处”。

　　除殿前司捧日、天武两军外，禁军其余各军“皆番戍诸路，有事即以征讨”。

　　太祖皇帝还规定军士即使不远戍他乡，每月请粮时营在城西的军士要到城东粮仓支领，营在城东的军士也要到城西粮仓支领，并不许雇车或人帮助。

　　这条看起来就很蛋疼的规矩，据说是为了培养军士们吃苦耐劳的精神。

　　可此法运行的实际结果，却是“元戎（主将）不知将校之能否，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，各不相管辖，以谦谨自任，未闻赏一效用，戮一叛命者”。

　　还有，随着禁军兵额越来越大，军费开支也一再攀升，朝廷逐渐承担不起这种频繁大规模兵员调动产生的巨额开拔费，只能将军队分散各州就食。

　　宋神宗赵顼即位后，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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