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团团长徐崐和长沙市公安局长文重孚，借他们的人头以平息民愤。

　　同样是执行焦土抗战，酆悌丢了脑袋，刘建业却只是背了一个不疼不痒的处分，显然这让曾经是酆悌老上级的代理司令长官有所不满。不过，代理长官也很清楚，刘建业毕竟是预先就做好了准备，把城内的几十万居民先行疏散，否则，人员损失将巨大的多。而且，当时也很难有其他的好办法来打击城内已经占据了上风的敌人。所以，代理长官也没有更多的难为这位天子门生。

　　刘建业到了自己任职的新部门，开始履行其自己的职责。每天，刘建业都要批阅大量的文件，以做好长沙及其周边地区的整军经武，群众团体的宣传组织，各界抗日自卫组织的训练，保安部队的整训，战争物资的筹措等一大堆的事情。迫于无奈，刘建业只好又把自己在军部里的秘书班子搬到了长沙警总，帮助自己处理那些文牍。

　　1939年5月末，已经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的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一手安排下，乘日本海军飞机由上海飞抵东京，先后与日本首相平沼麒一郎、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、海军大臣米内光政、外务大臣有田八郎、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（以上即日本战时最高决策机构——五相会议成员）和枢密院议长、前首相近卫公爵举行会谈，和日本人商谈建立以其为首的伪政权等有关问题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，汪精卫最后接受了日本人提出的《中国新中央政权建立方针》。随后，汪精卫于6月中旬回到中国，并按照日方意图，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建傀儡政府。8月下旬，汪精卫召集了部分汉奸，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，为建立傀儡政权做好了准备。

　　然而日本人对汪精卫一伙人的能量及其影响力还是相当清楚的。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在给其国内的报告中称：现在，被汪派所搜集的人，大部分是过去党政界的政客，官僚或腐败分子，在广大群众中没有任何基础。所以，今后汪派的活动如不能对重庆政权内的重要分子以影响，假若得不到广大群众之拥护，前途极为渺茫。因此，尽管手中已经有了汪精卫这张牌，但日本人心里清楚，要想解决中国事变，还必须得和中国的最高统帅打交道。不过，从当时的情形看，最高统帅对日本人抛来的“橄榄枝”似乎不太感兴趣。这令日本人有些恼火。虽然日军已经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，但是在最高统帅的手里仍握有约200个师的兵力，必须先打击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，使那位最高统帅失去赖以支撑抗战的资本，惟有如此，那位最高统帅才能乖乖就范。这是日本侵略者经过研究后得出的共识。日本政府和日军大本营都企图以军事打

　　请收藏：https://m.637e.com

（温馨提示：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，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）